中新網10月10日電 英國《金融時報》10日發表該報專欄作家吉蓮•邰蒂撰寫的文章。文章稱,最近,美國經濟贏得了“一陣小小的掌聲”。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發佈了一份最新報告,美國在創造“持續繁榮”(也就是增長)的國家排行榜中躍至第3位。但文章指出,一個同樣明顯的事實是,在過去的數十年中,美國和許多其他富裕國家的不平等加劇。
  文章稱,美國在世界經濟論壇公佈的這份排行榜中躍至第3位,緊隨新加坡和瑞士。這標志著美國自金融危機時跌至第7位後經歷了反彈。這個結果相當令人滿意,至少對美國政府來說是這樣。不過,今年的世界經濟論壇報告真正有趣的地方,不在於國家的公開排名,而是悄然出現的關於美國和其他地方收入不平等的辯論。
  文章指出,直到最近,世界經濟論壇並沒有花費很多時間擔憂收入不平等這個問題。但是今年在達沃斯召開的年會上,這家智庫機構透露一些精英會員,比如跨國企業的首席執行官,現在認為不平等是世界面臨的主要風險——這是不平等第一次出現在該論壇的議題之列。
  此後,世界經濟論壇一直在靜靜地斟酌,是否應該在衡量國家競爭力以及增長潛力的時候重視不平等。換句話說,如果一個國家(比如美國)出現兩極分化,這是否會減少這個國家增長的可能性?“我們認為,把收入不平等問題囊括在國家評價方法內極其重要,”世界經濟論壇的經濟學家珍妮弗•布蘭克說。她目前負責修改該機構考察增長的方式。
  文章稱,從很多角度來說,這個舉措是合理的。然而,困擾著世界經濟論壇,也困擾著其他所有人的問題是,針對不平等問題的學術研究有限,更不必說共識了。有一點很清楚,2008年爆發全球經濟危機後,西方國家的增長率一直令人失望,以至於如勞倫斯•薩默斯這樣的經濟學家擔心西方的“長期停滯”來臨了。
  文章還指出,一個同樣明顯的事實是,在過去的數十年中,美國和許多其他富裕國家的不平等加劇了。這個問題不僅僅是財富已經變得集中了。薪資不平等程度也上升了:經濟學家艾倫•布林德指出,1979年到2012年間,最富有1%美國人的實際工資按2.8%的複合年增長率上升;中等收入者的實際工資沒有上升也沒有下降;而收入最低的20%人群的實際工資下降了。
  但是,這兩種趨勢是否相關,又是以何種方式相關的,就不是那麼清楚了。直至最近,尤其是在美國,絕大部分的企業領導者以及經濟學家,都認為不平等不過是資本主義的副產品。因此,只要財富不平等能刺激創新和競爭,就被認為提高了增長率,而非降低了增長率。
  可現在一些經濟學家正在駁斥這個想法。比如,艾倫•布林德認為,不平等削弱了窮人進行教育投資的能力,從而損害了整體生產率。經濟學家約瑟夫•斯蒂格利茨及哈佛商學院的研究人員也作出了相似的論斷。
  同時,美聯儲也在單獨進行關於不平等對消費支出的影響的辯論。美聯儲擔憂的問題是,由於相對於窮人來說,富人只用掉收入中相對較少的一部分,一些經濟學家認為,富人將他們當下的收益存起來而不是花掉,促使經濟變得疲弱。
  文章還指出,社會融合和政治穩定這個棘手的問題。美國的經濟學家傳統上並未對其進行過多關註。但是標準普爾最近調低了其對美國增長的預期,並特別提及擔憂不平等加劇將引起政治僵局和不信任,繼而削弱增長。
  標準普爾的上述舉動在評級機構界是個頗為新奇的舉措。然而,這個觀點似乎有道理。一些商界人士的呼聲也與這些擔憂相呼應,其中包括右派人士;美聯儲前主席艾倫•格林斯潘將自己稱為“終身的自由主義共和黨人”,他也提出不平等是困擾美國的“最危險的”趨勢。
  文章稱,尚不清楚這如何與以下事實相一致:在後危機時期,美國在幾個方面比許多競爭者表現更好。不過另一個大問題是信息的匱乏。很難找到統計多個國家薪資不平等的可靠數據。關於財富的統計就更難找到了。“我們的確沒有數據,”布蘭克承認。
  文章最後稱,這並不意味著世界經濟論壇(或者其他機構和個人)應該逃避這個問題。相反,正是因為這個問題上籠罩著這麼多的迷霧,才需要進行更多研究,而非更少。但也許世界經濟論壇這樣的機構現在能做出的最大、也最簡單的貢獻是:大力宣傳數據空白,迫使美國和其他地方的政府收集關於不平等的更準確的數據,尤其是如果不平等水平持續上升的話——現在看來這是很可能發生的,儘管可能性難以衡量。  (原標題:外媒:不平等問題仍是美國的“經濟迷霧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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